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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心理援助一周年  

2009-05-13 09:49:38|  分类: 文章选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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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申宁馨

 

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了,这一年来,我们心理工作者都做了什么,取得了怎样的成效,遇到哪些困难,在地震一周年这个特殊时刻,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带着这些疑问,我走访了一直深入灾区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心王文忠主任和史占彪副主任,以及北京大学心理系钱铭怡教授、钟杰博士和徐凯文博士。

 

紧急救援

 

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全国各地的心理学组织,甚至一些国外机构,都积极参与到心理救援滚滚大潮中。截至2008521,涌向灾区的心理学自愿者的达到2000余人,这还不包括没有组织的自发团体。茫茫多自愿者热血奋勇奔向灾区,但很多人都不具备心理咨询的能力,甚至之前没有接受任何心理救援及心理防护知识技能的培训。但事关紧急,汶川大地震的心理救援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罗素曾说过:“美好人生是由爱所唤起,并由知识所引导的。”如果光有爱,而缺乏知识,这种爱往往也会带来伤害。一位心理志愿工作者来到地震棚,拉着一位小姑娘的手就问,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小姑娘被拉着手,没有办法,只得回答说,奶奶被压死了,姑姑被压死了,你不要再问了,随之“哇”的一声就哭了。科学研究表明,在心理创伤治疗初期,应当避免询问灾难过程的细节,而这位自愿者恰恰违背了这一原则。

 

对绝大多数自愿者来说,都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如此悲惨的场景,他们不由自主地陷入受助者的创伤体验中。而由于缺乏自我保护方面的知识,自愿者经常感到无助与绝望,甚至出现PTSD症状。自愿者一下子也成了需要帮助的人。



          王文忠博士与什邡市洛水镇兰镇长一起走访村民(图片来源:中科院心理所)

 

所幸这样的混乱没有持续太久,到5月下旬,心理援助工作逐渐走向正轨。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中科院心理所相继在受灾最严重的绵竹、北川、什邡、德阳、绵阳东方汽轮机厂以及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建立了7个心理援助工作站,此外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复旦大学、西华大学等高校也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建立了工作站。而这些工作站或是在帐篷安置点,或是在学校医院,随时接待求助的受灾群众。

 

灾区有很多心理严重创伤的群众。但是,即使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压抑、担惊受怕,或者出现闪回(经历过的恐怖画面不断在脑海中出现)、回避、做噩梦,但每个人在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点点时间是快乐的,至少心情相对好一点。这时,心理治疗师要做的,就是与他们一起分析: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感觉相对快乐,又是什么具体的原因让他心情暂时好转,即寻找一条专属自己的康复之路。钟杰博士谈到了两个案例。其中一位是失去孩子的母亲,经过一起探讨,钟杰发现这位母亲在做义工照顾孤儿的时候心情更好。于是他们想出一些具体的办法,能让这位母亲更多地参与义工工作,使其悲伤获得缓解。而钟杰在对另一位失去孩子的农村年轻女性的分析则发现,她在与丈夫散步的时候感觉不错。因此,钟杰促成他们夫妻形成约定,每天晚饭后都去散步一小时。于是夫妻坚持每天散步,一段时间以后,妻子的PTSD症状明显好转。同样是失去孩子的母亲,但治疗方法却截然不同。

 

随着8月底、9月初高校开学,大学生自愿者的离开,心理援助自愿者的人数再次大幅减少。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中科院心理所几个工作站也离开临时租房,但他们不是撤离,而是搬进了更稳定的处所做好了长期驻扎的准备。在9月以后,心理援助工作重点转变为协助当地政府部门开展心理重建工作,主要内容就是培训当地心理辅导教师、医护人员、基层或社区干部,与此同时开发心理辅导教程,并建设由当地自愿者服务的心理热线。

 

困难时刻

 

工作站建起来了,一对一咨询与大规模培训也全面展开,但艰苦的条件和几近崩溃的灾民还是让自愿者感觉困难重重。中科院心理所绵阳工作站的心理专家胡宇晖在日记中写到,东汽200多名丧子的学生家长蜷缩在板房里,发什么吃什么,发什么穿什么,不建房子,不想要工作,不想跟任何人交流任何问题;九龙学校废墟里幸存的孩子被PTSD困扰,年仅4岁的孩子会忧心忡忡问老师,地震什么时候还回来?教龄18年的老师忽然质疑自己的选择,地震那一刻他指挥学生安全撤离,自己的儿子却天人永隔。

 

参加各个机构心理培训的教师倦怠了,因为培训内容的大同小异和事不关己;被反复心理干预的学校领导愤怒了,斥之为心理干扰;满怀希望和信心的学生困惑了,不明白为何心理辅导都要填写调查表格,一遍一遍重复述说大难当前的创伤感受。

 

开始有人用冷淡的眼神驱逐一批批前来心理援助的自愿者,开始有人用调侃的腔调来敷衍询问心理感受的自愿者:只要能重新盖起屋子,我啥子心理问题都没得!开始有人用厌烦的眉头对待调查需求的心理学工作者:你们就是问一哈,到底能帮我们啥子嘛?有些地方更是流传起“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说法。

 

行走在安置点的板房区,步入当地教师家中,捏捏床上的被褥薄厚,摆谈当前的生计,问讯家中老小的平安。当发觉层层包围的不过是个心理学工作者时,人们的眼神忽然就有了淡淡苦涩和悲凉——他们多么寄希望于面前这个普通话就是来自北京,微服私访的重要人物,一句话就能解决他们物质的困窘。至于心理援助,他们顾不上也不想打开自己……

 

     心理工作开展得较好的地方,也存在很大隐患。随着工作的深入,自愿者得到了灾区政府和群众更多信任,开始将越来越多的工作和任务交给自愿者。但由于自愿者严重短缺,大都处于长期疲劳状态。

 

周年反应

 

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即将来临,灾区群众将会出现很多反应。最常见的就是做梦和痛苦回忆增多,有些甚至一触即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其次是悲伤、痛苦、失落情感强烈,人们会因为这一纪念日的来临,对曾经丧失的亲人,家园甚至重要物品感到悲伤,这种伤感,严重时会出现抑郁,甚至自杀行为。还有,人们会因为“5.12”字样的反复出现,再次勾起对地震可能发生的恐惧和担心。人们会觉得这几天怎么如此脆弱,怕这怕那的。对于现实的种种不满,会因为这一天的临近,对政府对周围出现愤怒不满情绪,甚至会冲动伤人,给社会带来严重不稳定因素。

 

这种反应的产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重大丧失,重大事件,二是重大创伤还没有消除。而汶川大地震恰恰符合这样两个条件,伤亡人数巨大,而幸存者对未来感到很迷茫,生活和工作都还有相当多的不确定性,因而必然会出现地震周年反应。

 

有不少人反对搞任何活动,因为对这一天纪念,会让勾起太多回忆,会使得人们再次经历痛楚和悲愤,所以宁愿选择逃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周年反应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会使得人们的情感自然流露,社会有机会给以再度关注,帮助灾区群众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故去的亲人分离,与往事告别,从而以崭新姿态展望未来。

 

史占彪博士认为,提前设计一些活动,可以帮助人们安全有意义地度过这一个特殊时刻。首先,通过科普宣传,让群众知道周年到来的种种反应,不至于对自己的表现感到不解和紧张。其次,举办一些展览或者活动,回顾一年来的艰苦和奋斗历程,看到人们战胜天灾,灾后重建,展望未来的种种不懈努力及其成果;第三,对做出卓越贡献的干部、群众、自愿者给予表彰,彰显人性的光辉与伟大;第四,举办一些隆重的纪念仪式,向遇难亲人告别,以庄严肃穆的方式,和遇难亲友说再见,这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



 沙盘团体游戏中,皂角中心小学一年级学生正在认真做新奇的“作业”(图片来源:中科院心理所)

 

家庭重组要慎重

 

在这场灾难中,千千万万的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对他们而言,最需要的不是心理咨询师,一个稳定的家庭才是真正的良药。越严重的心理创伤,越需要良好的依恋关系,以及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这是非常重要的。但大家一定不能忽视了这一串统计数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的1~2年内,近70%的家庭进行了重组,但其中又有70%的家庭在此后10年内解散;10年间,这部分重组家庭的离婚率远远高于当时不足5%的全国平均离婚率,最高的一年甚至达到了8倍之多。

 

徐凯文认为,发现导致离婚的并非完全是现实原因,而是严重的心理冲突。对正常人而言,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件的发展是可以由自己控制的。而地震改变了这一切,幸存者虽然保住了生命,但从创伤心理的角度来讲他们内心的安全感已经丧失,世界对他们来说不再是可控的,最亲密的人的突然丧失之后,会使幸存者感到被抛弃,而所引起的对人不信任,以及调整和控制自己负面情绪的能力降低,容易发怒。性格也受到负面影响。正是创伤后的心理变化,让重新结合的夫妻双方容易发生冲突,这也往往会对心理造成新的伤害。所以,家庭重组一定要慎重,而心理工作者在婚姻、家庭心理方面提供咨询的支持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



              学生们认真地进行团体训练(图片来源:中科院心理所)


心理重建之路

 

 

PTSD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其潜伏期可达数周甚至数月,而患病周期更是漫长,甚至终生不治。回顾张北地震,研究发现,在灾区地震9个月后的PTSD发病率甚至还高于地震后3个月时的水平;日本阪神大地震之后在中小学的调查也发现,地震后3~5年,到心理咨询老师那里寻求心理帮助的学生数量是最多的。

 

物质家园的重建可能会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但精神家园的重建需要更长久、更艰辛的努力。长期的心理重建工作到底该选择怎样的途径和方法。是走群众路线还是走精英路线?是依靠10万咨询师还是为数不多心理学教授、专家或督导师?是照搬西方的经验理论,还是采用本土化方法?是用药物治疗还是用心理治疗创伤反应?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探索长效机制的过程。

 

               一条绳索,连结出有序的团队(图片来源:中科院心理所)

去年9月以后,中科院心理所将心理援助工作重点转变为协助当地政府部门开展心理重建工作,主要内容就是培训当地心理辅导教师、医护人员、基层或社区干部,与此同时开发心理辅导教程,并建设由当地自愿者服务的心理热线。他们还自主研发了“心理司南”等以脑电反馈为主的“综合生物心理治疗模式”和仪器设备,用于灾区群众治疗心理创伤、恢复心理健康。北京大学心理系的钱铭怡教授也提出了“四级干预及督导人员设置”模型。拟在今后建立起一支金字塔型的专业人才队伍,即从上至下由培训师/督导师、心理创伤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社区/学校心理健康服务自愿者组成的塔型网络,上层对下层督导培训,下层则将自己无法处理的问题上报转介。

 

教授最后说,通常而言,心理重建之路分为三个阶段:在地震刚刚发生后,属于灾难的急性期(心理回避阶段),工作重点应放在重新建立安全感上;灾后冲击早期(心理面对阶段)则需要对失去事物的追忆与哀悼;恢复期(心理适应阶段)是与正常生活再度联系的阶段。时至今日,心理援助已经进入恢复期(少数丧失严重者,仍可能停留在第二阶段,此部分人需要心理学工作者特别关注。),也是整个重建之路中最漫长的阶段。在这个漫长的艰难征途中,每位心理学工作者都任重而道远。(申宁馨)

 

 

      风雨后的彩虹,我们一起走过(北川中学学生)(图片来源:中科院心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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